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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我们缺的是对工业立异的想象力。要做到这些工业立异，靠现在留在农村的六七十岁以上的白叟是难以完成的，因此需要城市的资本、人才、技术下乡去赋能，去完成工业重构。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度假、健康养老等新业态泛起，城市周边一两个小时车程内的“第二家居”可能是未来的方向。
资本下乡、重构工业需要弹性的土地规划、明晰的产权轨制和配套的基础举措措施才可以施展乡村的比较上风。按照现行土地轨制，城乡土地权利存在着四大不同等。第一，产权不同等。第二，畅通流畅不同等。第三，交换不同等。第四，规划不同等。
要振兴乡村，必需改变土地轨制，让四大不同等变成完全同等，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现土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活动。
城乡两极分化严峻的现象不止泛起在中国。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快速实现产业化、城市化之后，也面对过类似题目。为此，日本掀起造村运动，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久负盛名的“一村一品”发展模式；韩国则发起新村运动，通过采取改善农村基础举措措施、发展农业加工与畅通流畅、加强农村教育等做法，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步伐。
而今，中国的产业化、城市化也越过了高速发展的临界点，经济增长的势能相较改革开放前40年泛起显著放缓。与此同时，农村凋敝、要素资源闲置、城乡贫富差异扩大的现象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决议计划层将经济转型、寻找新动能的目光投向了农村，并在2021年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中作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选择。
全面乡村振兴该如何推进？哪条路可以作为参照系？因为土地轨制不同，中国难以原样照搬其他东亚国家振兴乡村经济的模式，但我们可以从自身寻找谜底。
从1998年修订的土地治理法实施至2017年，全国及主要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普遍在扩大，但成都、重庆、西安、杭州成了差距缩小的少有城市。这其中，尤以成都的收入差距缩小幅度为最大。成都过去20年的农地改革探索和乡村建设或许能映照一丝当下。
中国的乡村建设、城市经济如何勾连，又该如何破局？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何处？土地轨制改革何去何从？近期，《财经》杂志记者专访了“十四五”时期中国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的题目将从一个简朴的公式开始剖析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乡村振兴这个话题，可以站在政府、企业、专家的态度来思索，但是我们别忘了，最重要的是站在农夫的态度上。假如能够带动农夫富起来，乡村振兴就会受到农夫拥护，那怎么样让农夫富起来？我们可以用人均GDP来衡量农村地区的富裕程度。公式很简朴，人均GDP=GDP/人口。把人均GDP的数字做大，要么是把分母变小，要么是把分子变大。第一种路径把分母变小，就减少农村的人口，让农夫进城落户变成市民。第二个路径把分子变大。一是政府财政支农，通过转移支付往农村多砸钱。二是让乡村自己能够长出更多GDP。
第一种观点鼓励农夫市民化。有专家以为乡村振兴几十年都搞不起来，中国发展仍是要靠城市，独一出路是让更多农夫进城。但是1998年－2018年，我们减少了3亿农村人口，大量农夫进城务工、落户。固然从纵向上看，农夫和改革开放之初比拟富裕了，但是农村泛起空心化、农地靠白叟来耕种，年青的男性劳动力都到北上广深务工去了，带来良多家庭矛盾。我们的城市如欧美，乡村还不如非洲，这就是城乡差距。现在胡焕庸线往东南方向移动了，人口主要集聚在东南部，经济从城乡之间的差距，变成了东西南北间的差距，该怎么破解？过去主流观点以为，农夫要进城，通过减少分母实现乡村振兴，但城乡关系和区域关系纠缠在一起，有没有实现城乡平衡、区域平衡发展呢？空间上，大家都往一处挤怎么行呢？
第二种观点是向农村砸钱，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对农村多予少取。2002年后的城乡统筹政策就是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成都就是统筹城乡的改革试验区。中国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面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2007年将农村最低糊口保障轨制笼盖到所有县，2008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轨制试点笼盖到所有县，2012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现基本全笼盖。此外，2003年－2007年中心财政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1.56万亿元，2008年一年达到近6000亿元。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再立异高达到3.33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个倍数。靠往农村砸钱能从根本上解决题目吗？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差距还在拉大。假如不解决其他题目，光靠砸钱是没用的。
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去考虑乡村能不能自我生长，长出更多的GDP出来。靠发展传统农业让农夫致富的潜力有多大？中国和其他国家比拟，人均耕地少，这是基本国情。我们的农业人口人均GDP与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比很低，连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比不上。但从土地单产看，中国的水平又高过了发达国家均匀水平。学者陈纪平以为，土地产出贡献率基本达到了目前技术水平答应的极限，而劳动力的产出贡献率处于极低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在土地供应限制下已经没有多大的增长潜力，依赖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增加农夫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不是一条有效的路径。这和北大国发院姚洋院长的观点基本一致，姚老师也以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不是发展农业。
《财经》：如何让乡村实现自我生长呢？中国农村的GDP还有哪些增长空间？
人知足了温饱就会追求享受。经由40年的经济发展，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居民消费结构进级后，大家实现全面小康，开始追求享受，乡村和城市比拟的比较上风就泛起了。我们可以围绕吃穿住行娱养等最基本需求，去乡村寻找工业重构的机遇。穿趋向追求棉麻毛革等自然材料，个人卫生和美容追求天然和现代化古法炮制。健康饮食时代已经到来，可以开发各种保健养颜的地方性农林渔牧产品。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度假、健康养老等新业态泛起，城市周边一两个小时车程内的“第二家居”可能是未来的方向，但要小心发展过度变成城不城、乡不乡。弹性的土地规划、明晰的产权轨制和配套的基础举措措施才可以施展乡村的比较上风。此外，发展攀岩探洞、观鸟兽、采标本等旅游流动，也可以让穷乡僻壤、边远山区的劣势变成上风。
乡村振兴，我们缺的是对工业立异的想象力。让科技赋能农业，促进一二三工业融合发展，可以带来更大的附加值。但融合发展要知足城乡居民在实现小康后去追求享受新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城市不能知足的那些消费需求才能晋升农业附加值。要做到这些工业立异，靠现在留在农村的六七十岁以上的白叟是难以完成的，因此需要城市的资本、人才、技术下乡去赋能，去完成工业重构。总的来看，农夫进城、财政支农、乡村工业重构三管齐下，乡村振兴指日可待。
实在农村也缺土地，主要是缺建设用地，特别是缺集中连片的建设用地。土地利用必需符适用途管制，规划的是农用地，就只能搞农业出产；规划的是建设用地，才能进行非农开发建设。我们原来的观念是城市搞开发建设、农村种地，所以城乡土地配置非常不同。但现在重构乡村工业，农村也需要非农工业的建设用地。好比企业想在某个乡镇做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需要100亩集中连片的建设用地，但农村配置的基本是农用地，甚至还有不少永久基本农田，根本落不下来。落下来就是乱占耕地、违法用地。那企业跟当地政府谈了半天白谈了，双方都愿意，但最后落不了地。
按照现行土地轨制，城乡土地权利存在着四大不同等。第一，产权不同等。农村集体土地还带有农夫的身份性、社会保障的功能，不具有财产属性、不能够自由交易；而过去城市土地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和资本化配置，具有财产属性。第二，畅通流畅不同等。我们答应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不答应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更不答应农村土地交易，也禁止城市居民下乡购地买房。第三，交换不同等。农村土地通过农转用与征收，变为城市国有土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同等，这在过去征地中表现非常显著。第四，规划不同等。建设用地主要配置给城市；农村承担保障国家粮食与生态安全的责任，主要配置的是农用地。农村只能发展附加值低的传统农业，谁也不愿意穷，就往城市里找钱去，青丁壮劳动力都跑到城市去了，这是乡村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振兴乡村，必需改变土地轨制，让四大不同等变成完全同等，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现土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活动。
《财经》：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取消了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通过城乡统筹优化了农村的公共服务。土地的城乡同权化改革也呼吁了良久，为什么实质性进展缓慢？
过去的土地轨制背后牵涉三大题目：一提及农村土地流转交易，特别是放开城镇居民、城市资本到乡下去买地，我们就轻易想到农夫流离失所、农夫起义。几千年的乡土中国中，我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土地在古代不仅是农夫的命脉，也是官僚士绅的命脉。良多人寒窗苦读十年，考取功名当官后，就开始求田问舍，由文人而官僚，由官僚而地主，在和平时期一般是这样。到了王朝末年，官商勾结、吞并土地，导致农夫流离失所；农夫起义后，又开始分封诸侯、奖赏领地，形成新的土地财富据有格式。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土地财富的往复轮回历史。因此，孙中山、毛泽东都把“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作为革命追求。但现在中国经由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城镇化率达到63％以上，城村夫口和结构变迁后，哪些已经分歧时宜，是全部都要推翻，仍是全部留存？这是我们要思索的。
第二，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约束。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粮食被看作跟货泉战役、石油战役一样重要，国家不敢放松粮食题目。为了粮食安全，我们规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号称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轨制。但是保障粮食安全并不完全即是保障18亿亩耕地，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农业技术提高取得了长足进展，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毕竟需要保障多少耕地？耕地保有量关乎土地轨制建构的基底，我们是否有必要把耕地保有量核算得更加充分和精准？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需要从消极的耕地数目保护转向积极的耕地质量保护，并拓宽除耕地保护之外的其他路径，如荒漠化管理、可耕地增加以及海外租购等。同时我们也有担心，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大家会不会乱占耕地，不择手段占用耕地开发房地产？
第三，城市在过去20多年里形成了以土地驱动发展的模式。政府把农夫的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政府平台公司将土地拿到银行典质融资，取得贷款后搞基础举措措施建设，把城市修得高大上，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住宅的需求，这是土地金融。随后，看好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商竞相进入城市，政府再高价拍卖土地获取土地财政。
还有土地工业。政府招商引资，以低本钱、宽供给的方式出让产业用地，吸引良多产业项目进入城市。产业来了，GDP上去了。但产业企业也拿土地去银行典质贷款，良多企业挂羊头卖狗肉，拿土地去银行贷款干其他的事情。居民买屋子，也得拿土地和屋子去银行典质贷款。中国经济运行的全部资金链都系在土地上。这背后有一根线，只要大家以为城市房价还会继承上涨，这个游戏好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但是玩到价格不断上涨，严峻超过了居民的收入、企业的本钱，资产泡沫就会破掉，财政金融的系统性危机就可能发生。所以农村土地市场能不能开放？农村能不能搞房地产？会不会带来房价下跌？改革怎么改？
土地治理法重点修改了四个方面。第一，缩小了征地范围。征地主要用于公共事业，目前大家可能对省政府批准的成片开发有一些争议。第二，进步了征地补偿尺度。从原来的年产值倍数法改为现在的区片综合地价，是根据七大因素进行测算的，各省已经陆续宣布了。第三，完善了征地程序。从征地批后公告变为批前公告，从“两公告一登记”变为“三公告一登记”+社会不乱风险评估+听证会。过去的征地补偿安顿协议是与土地所有权人签订，现在要求不仅要和所有权人签订，还要和使用权人签订。良多地以后可能就征不动了。第四，开放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要体现在新法第63条。第62条是关于宅基地的划定，一是答应自愿有偿退出，二是鼓励盘活利用。但关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还有一些不明不白的地方。
《财经》：有哪些不明不白的地方？
首先，关于入市的范围没有确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能不能入市？是城镇规划区，仍是城市规划区？有的观点以为城镇规划区内也可以入市，有的以为不行；有的以为城市规划期内不能、镇规划区内可以入市。其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能不能用于住宅开发？法条中表述为“产业、贸易等经营性用途”，因此有观点从城乡同权的改革逻辑以为，国有建设用地可以住宅开发，集体建设用地也不应该限制住宅开发；有观点以为没有列举住宅，肯定不能用于商品住宅；也有观点以为“等”字表示列举未尽，应该可以；还有观点从对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的系统性风险出发，反对用于住宅开发。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还要进行政府管制。每年农村要供多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仅要符合规划，而且要纳入政府的供地计划中，经由政府审批后才能入市，不是农夫和企业谈好了，想入市就入市。现在的题目是政府管得良多，又带来一系列题目。地方政府习惯了过去管国有土地的那套思路，不太想放手这一块市场。还有涉及土地闲置处置等题目，新土地治理法要求签订的书面协议商定动工期限、竣工期限、开发使用前提等等，达不到也会按照闲置土地进行收回。
《财经》：这两年中国农村土地轨制的改革开始提速，特别是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轨制“三块地”改革。我们该如何判定中国农村土地轨制未来的方向？
总的来讲，未来征地规模更少、征地本钱更高、征地难度更大，大家要想在城市里边拿到一块国有建设用地，更不轻易了，主要靠存量土地盘活。供地垄断打破了，过去由政府独家供应，今后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供地主体。从新土地治理法的修改看，土地轨制改革就是要约束地方政府的征地权，解构过去形成的以土地驱动发展的模式，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城乡关系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我们既不应停留于乡土社会的认知故步自封，也不应超越历史阶段激进改革。目前，正处于乡城交织的复杂历史阶段，我们未来的土地轨制应该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对不同群体的土地利用诉求给予理性关照，兼济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利用三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