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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略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相当成功，逻辑通顺、实践感人。不过这个战略的成功，却是建立在国家失败之上的，因为结果论，如果农业形态没有占据这个国家绝对份额的人口及产出资源，那“包围”就必定趋于无效。之所以“包围”还能起作用，基本面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仍是个前现代的农业国家。回到现在，在西方工业革命已经三四百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已经持续进行了四十年的今天，如果这个策略还能继续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下去，那就绝对不能被容忍了。
供给侧改革已经开展了五年，从去年开始，产业供给侧改革转入金融供给侧改革。从顺序上讲，金融只能是中段，接下来中国还要面临最难啃的骨头——土地供给侧改革。城市土地供给侧改革的对象是房地产行业，主战场在于房地产税+租售同权，总得来说属于存量博弈。之所以能这么搞，那是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足够大，在城市搞土地供给侧改革，本身周旋空间就足够大，央妈都说地产行业占用了大部分信贷资源，水分极为充足，只要肯挤，无非各方难受个一年半载，风险缓释急出，都受得住。
而以目前中国农村的机械化作业率以及土地整合程度看，想癞蛤蟆攥出脑白金，即便使出大力金刚指，亦未必可行。所以，在农村搞供给侧改革，冲击垫不够厚、回旋深度不足、产业利润承接能力也有限，最怕搞两下把农民搞得返困返贫，那就完犊子了。我们是代表工农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传统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的民本主义，改革要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因此，不能临门一脚在操作风险上栽跟头。
农村资产算来算去最值钱的无非两个东西，一个土地，一个农民本民。因此，要想顺利实施农村供给侧改革，提升农村产业效率，实现更大程度开放，不至于一开放就被打成炮灰，就需要先解决这两大资产长期积贫积弱的问题。
所以，改革之前，先要固本。否则，一顿操作猛如虎，中国农业紧跟着就要一命呜呼。按中医理论，虚不受补，不能下猛药，先得调养。土地方面，第一轮土地承包制从1983年开始，承包期15年。第二轮从1997年开始，承包期30年。也就是说，第二轮到期是2027年。提前十年宣布继续延长30年，而且是放在第一个五年就宣布，没有拖到第二个五年。说明第二个五年要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因此改之前，先稳定住利益。人的方面，就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开展的精准扶贫攻坚战，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能让改革改穿了底。
乡村振兴就是土地单位产出要成倍数提升，要么你们自已折腾，折腾不出名堂的，就得接受基础生产资料重配，不合适的人要离开，换合适的人进来，比如能搞AI操纵无人机洒农药的人。
至于上层产业建构又如何获利食利，说实话，与农民没有关系了。政策反复考虑农民阶层的食利可持续性，把央企股份强制转给社保，又把农村养老保险归入大盘子里，这个操作其实是德政。当年三千万工人买断工龄可没那么幸运，也算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
不管是产业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总在低水平里自我较劲，提升效率是解决资源不足的唯一出路。过多纠结方法论也没什么意义，操作风险之所以变成风险，唯一的原因就是增量不足。发展解决一切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农村改革区别于房地产行业，同样是供给侧改革，房地产是存量博弈，但农业一定是增量。这是主线，要通过创设农村增量经济来解决低效零碎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化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因为要大幅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首要问题就是扩充服务业。只有服务业变成怪兽级别的产业规模，才能顺利从农民身上剥离土地，为剩余农村人口创造主动收入来源，而超级服务业只能靠超级城市来实现。现在中国城市规模太小，上海才2800万常住居民，至少应该再翻两番。
总之，农村改革发展的空间无比巨大，只不过很多人误以为农村下一轮的发展跟现在住在农村里的那批人有关系。很多观念其实是需要慢慢去革新，比如农村里面的老人死活不转地。其实就是中了守着地好歹有得吃的魔障。且不说人活一世，有个限度。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下一辈留着地也不会去种了。所以，还不如把地转出去，老的拿了这辈子的生计。年轻一辈尽快适应产业化的城镇生活，跟随人的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安身立命。地流转了，集中经营，效益比高度小块分散好得多。
如果不加感情色彩客观来看，那就是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里来。权利可以带着，但实物必须丢掉。这就跟华为的“股票”一样，说是股票，你能投票么？你能决策么？啥也不能，就是可以分红。农民的土地搞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这个意思。三权分置，所有权是国家或者集体的，毫无疑问，这是一切操作的基础。承包权给农民，再延长30年，2057年才到期。但使用权你滴乖乖交出来，交出来就有分红权。农民进城是必然的，进了城以后可以保有土地利益，但这个利益绝对剥离了实物运作的。说到底，现在的大多数农民从生产工具的使用效率上，不能满足国家对于农地产出的需要。为了继续发展，壮大GDP，实现战略意图，就必须换人来做。换人同时不损及农民的利益，这才搞的三权分置。这里面操作，只要有一点私心，谁管你死活。
城市居民焦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收入来源单一，且主要是主动性的靠上班来取得的人力报酬。如果人人都是房东，租金收入占了总收入一半水平，估计大部分人就不那么焦虑了。深圳的城中村农民从来不焦虑，人家没工作也不焦虑，因为收入全靠收租，一个月最少20万。而国家通过政权力量，实际上是强行提高了农民的被动收入能力，通过土地承包权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让农民先当上包租公包租婆再说。
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进城使得生活质量得到绝对标准上的提高，比如教育“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你自己破罐子破摔，子女的前途要考虑吧。比如医疗“全面推进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提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线上结算率”，现在人命越来越贵，从车险人伤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统一就能看出，国家没有再打算压制农民权利了。人命贵，医疗就是强吸引力。连深圳人做手术都往广州跑，农村人为什么不往城里跑？凭什么不往城里跑？居住、工作、基础设施享受，都是如此。进了城的农民，一定有自己再也回不去的乡村。
因此，一要解决农民消费意识的问题。农民穷怕了，不敢消费。收入缺乏产业保障，不敢消费。以后有了土地承包权收益打底，下一步要解放思想，首先解放消费思想。二要压制贪得无厌的思想。不能既要承包权，又要使用权。既要转让使用权，又要霸着土地不交。既要用着城里的租售同权的公租房，又要守着宅基地房子不让步。
综上，1.乡村振兴就是指农业产业的振兴，而现存土地资源配置现有人口的状态是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农民与乡村振兴无关，农民的出路在于人的城镇化。国家这一轮改革在农民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上，都费了大功夫，目的是不损及农民的利益；
2.县域、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加码这只是小钱。目的是为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提供必要的过渡平台，等乡里乡亲都习惯了硬化马路、公园、广场舞、遛弯儿、医院、图书馆、商业市场、综合体Mall、陶瓷卫浴、wifi……自然就再回不去农村了；
3.乡村振兴，不换脑子就换人。搞乡村振兴要实现县镇两级政权村一级自治+金融表内外信贷资源+技术能力，目前看，绝大部分农民不具备这样的效率工具使用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腾出去，让能干的人进来干。
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永无止境的，也是经济发展的永续动力。但扶贫不养懒人，国家搞职业培训，就是帮助农民更高效率参与现代产业经济。土地提高了产业效率就是乡村振兴，至于原住民，通过养老保险+使用权租赁+城市化工作，可以用一代人的时间告别乡土。中国再造之日，必定是城市包围农村之时。